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东京，袁伟民指挥的中国女排成功战胜东道主日本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这是中国三大球项目获得的首个世界冠军。当赛场上的姑娘们自豪地高举国旗时，外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个团队背后，与一位战斗经验丰富的元帅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就是贺龙。人们不禁问道：贺龙的军事才能卓越，为何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让他继续指挥军队，而是让他专注于体育事业？这并非简单的“弃将不用”，更不能将体育工作视为与国家核心事务无关的闲职。

1952年，新中国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军事整编，抗美援朝仍在继续，国家建设也在从战争状态中全面恢复。此时，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工业、教育、卫生与体育等领域都亟需重新起步。中央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安排在最为重要的岗位上，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决策。

贺龙并非缺乏军事才能。在1936年红二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在他的指挥下，部队保存了较好的战斗力，充分体现了他的指挥能力与组织才华。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八路军第120师的师长，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调动了作战能力，并注重根据地的建设，展现了他的独到之处。

贺龙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面对部队粮草短缺，他能够想方设法进行筹备；兵员不足时，他则重视对于士兵的训练；战士士气低落时，他亲自上阵进行鼓励。他在抗战初期注意到，八路军穿上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后部分官兵对此存在抵触情绪，于是他耐心解释服装只是统一战线所需，队伍的信仰与纪律才是根本，既传达了道理，也巩固了军心。

在一次会议上，有干部对体育活动并不重视，贺龙明确表示：“战士的身体垮了，仗怎么打？”这不仅是简单的训诫，早在战争时期，他便把体育训练视作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积极组织篮球和足球等项目，以增强士兵的体质。

贺龙在1952年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已经五十六岁。他并不是脱离国家军事和政务体系，而是承担了新的国家建设重任。他的任职不仅在于个人的调动，亦是对国家体育事业重构的推动。这一时期，中国的体育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设施、专业教练和稳定的运动员培养体系。曾几何时，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仅有一名运动员参赛，显示了当时体育的困境。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体育部门不仅要举办竞赛，更需建立一整套从训练、选材到竞赛保障的完整体系。仅靠几位热诚的教练是不够的，没有必要的行政支持许多计划也难以付诸实践。贺龙的军事经验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懂得如何去建立制度性纪律和资源的集中，同时也知道如何将长期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步骤。

贺龙的任命不仅限于组建运动队和管理体育活动，还涉及国防、教育和群众动员的结合，实质上促进了体育工作的全面发展。他推动的各项举措让公众逐渐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兴趣，而是关系到国民健康的重要事务。这种转变的影响远比短期获得的奖牌更为深远。

自1952年起，贺龙努力推动体育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体育队伍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改善了运动员的待遇，使他们的职业发展前景得到了提升。最终，中国女排在1981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并非贺龙一人所成，而是多方努力的结果。然而，若没有早期体育制度的建立以及由此形成的专业训练体系，冠军的取得都将变得遥不可及。

因此，毛泽东让贺龙负责体育事业，并不是因为否定其军事才能，而是因为看中他在整合资源、组织团队及推动建设方面的能力。战争中需要善于打胜仗的将领，和平时期同样需要那些能从无到有、推动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